2017日博365官网学习资料第2期

（2017年6月）

目录

●习近平近期重要言论摘录

●共筑规则中国

●中国智库2017年应重点关注的世界大事

●供给侧改革要紧盯“三大失衡”

●以创新引领实体转型经济升级

●行稳致远：“一带一路”今朝启新程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逆全球化”？

习近平近期重要言论摘录

谈经济工作

深入推进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坚定不移处置“僵尸企业”。要做好转岗就业、再就业培训等各项工作，发挥好社会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底作用，确保没有能力再就业人员基本生活。要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探讨有效的债务处置方式，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要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做好制度监管漏洞排查工作，参照国际标准，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决治理市场乱象，坚决打击违法行为。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要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特点，紧紧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深入研究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安排。要完善一揽子政策组合，引导投资行为，合理引导预期，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要调整和优化中长期供给体系，实现房地产市场动态均衡。

振兴制造业：要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让提高供给质量的理念深入到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心目中，使重视质量、创造质量成为社会风尚。要树立放水养鱼意识，在降低垄断性行业价格和收费方面下更大功夫，尽一切努力把企业负担降下来。

——2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时强调

谈知识分子工作

要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要充分信任知识分子，重要工作和重大决策要征求知识分子意见和建议。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积极采纳。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要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创造更好条件，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让知识分子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

——3月4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强调

谈创新工作

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提升科学中心集中度和显示度，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要突破制约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使科技成果更快推广应用、转移转化。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改革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借鉴运用国际通行、灵活有效的办法，推动人才政策创新突破和细化落实，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3月5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谈脱贫攻坚工作

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要继续选派好驻村干部,整合涉农资金,改进脱贫攻坚动员和帮扶方式,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已经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要继续巩固,增强“造血”功能,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3月8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谈中美关系

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关系对两国、对世界都很重要。双方要本着对历史、对子孙负责的精神把握好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要加强战略互信，增进对彼此的认知。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中美关系，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要加强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要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

——3月19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指出

（转自《时事报告》2017年第4期）

共筑规则中国

屈辰宫超李松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讲规则、立规矩”的重要性，中国人古已知之。对于一个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政党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2013年7月，履新不久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他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今天，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执政大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就是因为始终有着严格的纪律和规矩。我们党在90多年的艰难求索中，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矩，无不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通过探索、试错和创新的结晶，无不是奋斗智慧、经验得失的积淀，有些规矩，还是付出惨重代价后痛定思痛总结形成的。无论是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岁月，还是激情澎湃的改革发展年代，党员是否讲纪律守规矩，直接关乎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整个中国规则大框架下，对于政府而言，要做到有权而不“任性”，关键也在“讲规则、立规矩”。

大道至简，对于现代政府来说，“讲规则、立规矩”，核心就是法治。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从中央层面看，立法要规范政府职权的边界；从地方层面看，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同时，经济规则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正在不断完善、改进。

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提出今年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进出口回稳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局面依旧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态势仍在延续，“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及外溢效应变数较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我国发展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经济运行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呼唤更为完善的经济规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过去做得快、做得多，转向做得优、做得好，这一根本性转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规则。

多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还强调，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也离不开树立起全社会的公民规则意识。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赵修义认为，现代法治社会就是一个需要靠良好的规则系统来维系的社会。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韩春晖说，规则是调整和指引公民行为的规范体系，是社会持久有序运转的机制保障；规则意识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动准绳的思想观念，是自觉认同并自愿遵守规则的稳定心理状态。

“公民规则意识是法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在韩春晖看来，“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力增强全社会的公民规则意识，成为法律实施乃至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因素。”

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看来，在长达60多年国家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断创新、不断建设、不断修错、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路”。

一言以蔽之，大至一国一党，小至一室一家，没有“规则”，势必一盘散沙。在当下的中国，“规则”二字的重要性，正在一日比一日凸显。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立规明矩

党的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的规矩到底包括哪些？

具体说来，党的规矩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第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第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第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规矩”。在十八大通过新修订的党章之后，他就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他提出“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他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布局中，中央为何这么强调“规矩”？受访专家分析，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必然要求全党守纪律讲规矩，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对于一个拥有440多万个党组织、88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而言，党员不遵规守矩，全面从严治党即无从谈起。

回顾一些“落马”干部的演变历程，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进而违纪违法的。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审时曾感慨，党的纪律是比较全面的，自己如果按照党的纪律严格要求,也不会犯法。

“党的规矩是红线，党员领导干部越过就可能出问题。”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出现问题就在于他们眼中已没有“规矩”。

讲规矩是对党员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要通过立规矩，扫除党内存在的不良现象，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最终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在受访专家看来，当党内规矩深入人心，党员就会“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要将守纪律讲规矩上升到意识层面，尚需多方合力。

第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五个必须”：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辛鸣表示，这“五个必须”，就是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不折不扣遵守的规矩。

第二，靠制度约束，筑牢党员规矩意识。党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就是通过制度建设持续立规明矩的过程。过去几年，党中央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统筹谋划和部署，从八项规定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再到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对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纪律和规矩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党内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纪律和规矩，既要抓实，又要“抓早抓小、治病救人”，还要通过巡视等方式，监督制度执行和党员干部遵规守矩的情况，对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党员干部坚决进行组织调整或严肃查处。

第三，靠关键少数，引领党员遵从规矩。党的领导干部守纪律讲规矩，始终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并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就能引领普通党员和群众共同遵规守矩。

政府权力在法治轨道中运行

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确保法律、行政法规有效实施，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确立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显示，新时期法治政府建设的任务涉及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等七个方面。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历程，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换挡提速，“关键少数”的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各级政府依法决策正在成为常态，法治已成为全社会最大公约数；立法与改革无缝对接，制度在改革发展中正从保障跨向引领；政府立法的精细化正逐渐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行政执法越来越规范。

同时，公众也越来越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变化，无论是政府立法还是决策，科学民主氛围越来越浓；行政审批快多了，“公章旅行”现象大为减少；与民争利行为受到制约，执法扰民也在减少；行政错位缺位要追究，等等。

尽管规范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政策及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仍有一些因素制约和影响法治政府建设。

2016年10月底出版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6）》显示，一方面，行政不作为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地方、部门执法监督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修改、清理尚未实现常态化，实施过程中存在依据不明、权责冲突的现象。

竹立家也认为，法治政府建设的“规则”漏洞不断减少，但在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在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和严格公正实施法律法规等方面亟待加强。

受访专家表示，首先，继续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强市场监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并实行动态管理。

第二，完善政府立法、维护公共利益。加强重点领域政府立法，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公正文明执法，维护公众权利。

第三，推进政务公开，科学民主决策。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依据、结果应全程公开，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同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增强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第四，健全监督机制，落实问责制度。推动各方面监督形成合力。加强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职责履行等方面的考核评估，健全纠错制度，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法治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辛鸣表示，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通过制度规定促使政府依法行政、更好作为，同时着眼于人民群众权利的充分实现。

笃力经济规则成熟定型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历程，也正是中国经济规则不断完善的过程。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专家们看来，作为整个中国规则大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规则内涵多元，不仅包含政府与市场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国际经济秩序也是其重要内容，并且不断改进、趋于完善。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持续简政放权。其中，在提前完成本届政府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目标的基础上，又取消165项国务院部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清理规范192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20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产权保护制度的落实尤为明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而在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一次提出，所有产权形式“都要全面保护、平等保护、依法保护，并且有很多具体的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就认为，《意见》明确对以往产生的与产权相关的历史案件一定要解决，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这都表明中国在强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对产权保护制度的落实极其关注”。

而在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上，中国也一直不遗余力。其中2016年G20杭州峰会最具代表性。本次峰会通过了具有重大意义的《G20创新增长蓝图》，制定了《2016年G20创新行动计划》G20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和《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并核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等，对于推动全球创新增长、结构性改革，以及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等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规则建设快马加鞭，但依然还需继续完善。”张立群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当前经济规则完善最终是要将权、责、利三个方面的相关规则统一起来，使整个制度趋于成熟和定型，形成一个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开放、有序、竞争市场环境。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来看，过去一段时间主要侧重于简政放权激发经济活力，而如今则需建立更加严格的责任追究，以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用好。张立群认为，一方面就是完成政府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从守门员到裁判员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强调发展“好不好”必须要强调责任，通过“严格的约束力来推动企业向做得好努力”。

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讲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其中，明确将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清理取消一批生产和服务许可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全国统一政务服务平台等。

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来看，去产能、国企改革、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等依然需要更加完备的产权保护。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要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激励人们创业创新创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对于侵害企业产权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有错必纠。对此，张立群认为，与产权制度“相配套的社会征信体系、个人信息库也将会尽快尽力和完善”。

全力增强公民规则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这是此次全国两会大众的关注焦点之一。

“民事立法的核心，强调的正是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韩春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规则本身就包含了公平、正义、秩序的内在价值追求。严格按照规则行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个人便利，甚至使个人利益局部暂时受损，但却能使社会安定有序，最终促进每个公民的福利。如果没有规则的保障，每个人都只能选择所在群体中最低的道德水准去生活，发生纠纷则只能各行其是、以暴制暴，社会将陷入混乱，进入一种‘每一个人都对抗所有人’的‘丛林状态’”。

在韩春晖看来，规则的本意就是保护每一个公民。在法律等规则日趋完备的形势下，必须要培养和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才能减少失序现象的发生，消除充斥社会的浮躁和戾气，推动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规则不断建立，但闯红灯、排队插队、公共场合吸烟、医闹等问题依然屡见不鲜。2016年、2017年先后发生的两起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也引发了全社会对公民规则意识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其一，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文化，注重权变，这是历史因素。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很快，这造成公民规则意识的培育、素质的养成，面临不少挑战。例如，世代生活在农村的社会成员一下子进入了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些规则不熟悉。即使是原来的市民，也存在一时不适应迅速变化的城市所要求的新规则的情况。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任何习惯性违法行为本质上都是对规则的漠视。建立规则意识，政府不仅需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也需要公民个人自律意识的培养。

首先，梳理规则，做好基础工作。韩春晖说，需要把规则细化，不仅要尽量明确应当如何，还要明确不可如何，原因是什么。通过这些看起来非常微小的事，激发起公众对规则的重视，最终培育起遵循规则的最起码的意愿。

其次，严格全面监督使规则成为社会管理的“高压线”。“无论任何社会领域，只要存在规则，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对违规行为‘零容忍’。”李炜说，对于违规行为，一要完善惩戒措施，加大其违反规则的成本。二要注重内部引导，通过宣传教育、说理释法的方式，使公民以遵规为荣、违规为耻。

李炜说，“在自媒体时代，每个公民都是新闻事件的见证者，违规行为的曝光者。应鼓励公民对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对公职人员的违法违规进行监督，让违规行为无处遁形。”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11期）

中国智库2017年应重点关注的世界大事

刘建飞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这样的时期和时代为智库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智库在2017年需要关注三方面的世界事务：已经发生事件的影响、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长期发挥作用的大趋势。2016年是世界大动荡的一年，“黑天鹅”事件频出，这些事件的影响在2017年肯定会显现出来。他们的发展态势如何？会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对于这些，智库不得不察。此外，“黑天鹅”不是魔术师瞬间变出来的，而是有内在的动因。2017年还有可能出现哪些所谓的“黑天鹅”，也是智库要高度关注的。再者，原有的一些大趋势，在新的一年会遭遇什么样的挑战，又面临什么机遇，更是智库应该洞悉的。综合起来，2017年需要重点关注如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特朗普新政。特朗普的许多言论显示出他的内外政策带有“非传统”倾向，加之美国的特殊国际地位，其任何政策变化，无论是释放出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都会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
　　中美俄三边关系。按照美国战略家们的思路，改善美俄关系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中美俄关系走势关系到大国战略格局和世界和平态势。如果出现对抗性的“二对一”关系，肯定会带来世界局势的动荡；如果朝新型大国关系方向演进，那是世界和平的福音。
　　英国脱欧进程及其对欧盟的冲击。英国脱欧必将造成英欧之间的摩擦，同时刺激欧盟内部反一体化势力滋长。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能否渡过难关，避免“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的命运，确实事关欧洲的命运。欧洲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二战后70多年来，未发生重大战事，与欧洲各国走向联合有密切关系。欧洲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之一，能否保持繁荣稳定，也会严重影响世界经济。
　　北约的动向与美欧俄安全关系。特朗普宣称北约已经过时，引起了欧洲北约国家的强烈反响。可以说，一向给人以“大嘴巴”印象的特朗普这回说对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冷战的产物，其对立面华沙条约组织早就解散了，按说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但是，美国与欧洲多数国家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努力维护北约的生命。美国将北约作为其霸权体系的一根重要支柱，但是却要承担对欧洲的安保义务，为此要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欧洲国家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美国这个保护伞。然而，现在“盟主”要卸包袱。如果北约真的解体，俄欧关系必将出现重大变数。如果俄欧关系不好，欧洲大国有可能寻求自保，从而大幅度增强军备，甚至核军备。如果欧洲重回大国冲突的旧常态，不仅欧洲遭殃，世界和平也堪忧。
　　美国亚太战略走势。奥巴马执政八年，外交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这个战略的作用下，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都复杂化，有的变得更热，甚至充满军事冲突的风险。美国政坛本来就有一个规律：每当总统“换党”时，新总统会大面积推翻前任的政策，即使是对的政策，也要改变形式或名称。小布什就以“逢克必反”著称。特朗普很有可能“逢奥必反”。比如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要终止TPP。而TPP正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亚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地缘重心，这一点不依总统个人主观意志而转移。特朗普如果抛弃亚太再平衡战略，那么会选择什么样的替代品？其对东亚热点又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中东反恐及和平形势。中东是世界最为动荡之地，也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最为活跃的地方。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一大公害。恐怖主义泛滥，世界各国都不得安宁，比如近年来欧洲国家不仅连遭恐怖袭击，而且深受难民问题困扰，而难民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中东地区恐怖主义肆虐。世界各国都有携手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意愿。然而，中东的反恐斗争交织着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在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各国又想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又是恐怖主义在中东得势，一直“打而不倒”，特别是“伊斯兰国”得以崛起并存活至今的重要原因。此外，叙利亚内战、巴以关系、库尔德人问题、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和平与重建等一直是影响中东局势的热点；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这些中东地区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以及它们同世界大国的互动，更是中东能否摆脱战乱的更深层次的因素。
　　政治思潮激荡。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等思潮近年来在欧美政坛大显身手，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意大利宪法公投等一系列事件都折射着这些思潮的影响。上述这些政治思潮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但是，它们能够做大，表明当今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着严重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推动全球化的主要政治思潮即自由主义已经陷入困境。人类社会需要新思维、新理念、新理论。西方大国是否有勇气和能力进行创新和改革?
　　世界经济形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艰难前行，而保护主义抬头无疑对世界经济是不利的。当然，世界经济也有利好消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大动力；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不过，这些有利因素能否对冲不利因素仍是不确定的。
　　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需要变革，但是各国之间在变革路径和目标模式上存在很大分歧，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想继续主导对他们有利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很难摆脱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冷战思维的束缚。此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滥觞也不利于各国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上形成共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任重道远。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愿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也愿意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承担大国责任。但是，中国自身仍然有繁重的发展任务，国家安全也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风险和挑战，需要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如何统筹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如何在实现自己发展与安全的同时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与安全，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赢？如何应对世界大变局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又怎样把握可能出现的新机遇？这些更是考验智库能力的重要课题。

（转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3期》）

供给侧改革要紧盯“三大失衡”

张占斌

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有力回击了对中国经济的种种质疑。同时，下更大气力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才能使中国经济实现爬坡过坎、持续前行。

破解矛盾和问题，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抓牛鼻子。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剖开来看，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紧紧盯住这“三大失衡”问题的解决。
　　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彻底告别了饥饿和短缺经济，迎来了商品的丰富多彩。但实事求是来看，相当多的供给满足的是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随着进入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新消费时代，以往那种模仿型排浪式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费逐步退场，既有的供给结构越来越不适应需求的新变化新趋势。
　　从更深层看，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对消费不断提出新要求。然而，供给体系未能及时调整跟进，一方面供销不对路，另一方面是“需求外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给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提高供给的质量。这就要求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
　　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但因为缺乏足够的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形成游资寻求一夜暴富。现在看，这种办法久之是有害的。另一种是不把结构性供需矛盾看作是总需求不足，而是要看到真正需求的存在，关键是充分认识到有效需求得不到有效的供给。破解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就是要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业实现了约20年的“黄金增长”。但衍生出的问题是，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过程中，大量资金涌入本来属于实体经济的房地产市场，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成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盯“三大失衡”，关键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减法与加法、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主攻方向应当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必然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肯定是满足需求。从我国在世界经济的坐标系中看，这是一个艰巨但又必须回答好的世纪性大课题。

（转自《瞭望》2017年第12期）

以创新引领实体转型经济升级

李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内生动力仍需增强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凸显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增长动力转换，重塑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从世界范围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轮深度调整转型的历史时期，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是引发这一调整和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尤其是近年来，世界诸大国均以新技术新产业为重点，加大力度重振本国制造业，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经过数年的孕育积蓄，人工智能、基因测序、纳米技术、量子计算、虚拟现实、能源存储等领域集群式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催生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与制造技术等多领域交叉融合和渗透应用不断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推动全球产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发展；以智能制造、增材制造、大规模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为代表的制造模式创新，和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数字驱动型商业模式创新，不仅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成功颠覆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销售、交付与消费模式，正在重塑全球产业体系的面貌，重构全球产业价值链、产业分工和布局。

　　与此同时，我国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产业配套、两化融合、人才培育等方面的进步和积累明显加快，企业创新进入活跃期。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以创新为引领，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和推广应用力度，以新动能激活传统动能，是破解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困境、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抉择。

　　一是发挥好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科技创新是核心关键，是“牛鼻子”。一方面，应高度关注和密切跟踪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态势和变革影响，加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量子计算等战略前沿领域的前瞻部署，统筹国家优势科技创新资源，打造国家核心科技战略优势；另一方面，继续组织实施好核高基、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一锤一锤钉钉子，攻克一批具有全局性带动性的关键核心技术，带动产业升级。

　　二是培育一批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创新驱动、环境友好、附加值高的产业，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产业创新的方向。加强统筹规划和区域协调布局，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支持新兴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使其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支柱。

　　三是以模式创新激发传统经济新动能。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力度，支持企业推广应用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重点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等带动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创新，促进其向着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方向转型升级，提升产品质量、环保和安全性能，改进提升用户体验和服务水平，不断满足消费结构高端化、绿色化、个性化的需求。支持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共享经济、大规模定制，网络化协同设计、协同制造等数字驱动型经济模式，以新动能激发传统经济活力。

　　四是以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环境。完善创新环境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落实科研人员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激发科研人员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市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通创新链、资金链、价值链，推进多层次协同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强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放宽新兴领域的市场准入，为新业态成长创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生产经营和服务环境。进一步完善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风险补偿、贷款贴息、后补助奖励、创投引导等政策方式，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环境。

五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活全社会创新能力。利用“互联网+”开展“双创”，为创新创业提供了整合全社会资源的广阔空间。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创新创业门槛，完善“双创”服务体系，支持发展众包、众扶、众创、众筹等创新方式，培育一批创新创业孵化和成果转化基地，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14期）

行稳致远：“一带一路”今朝启新程

5月15日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着“一带一路”从愿景走向现实，进入全面展开的新阶段。

从会后发布的联合公报和成果清单看，第一届高峰论坛开创了新的历史。270多项务实合作成果将对“一带一路”形成有力支撑，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其建设。

高峰论坛凝聚各方共识，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设立了机制、丰富了理论体系。可以预期的是，以此次论坛为新起点，经济全球化将朝更加包容、均衡方向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理念到实践的步伐会不断加快。

高峰论坛成果丰硕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三年多来，进展顺利，成果丰硕。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各方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互利合作成果的国际盛会，也是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的重要合作平台。

高峰论坛期间及前夕，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中方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汇总，形成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清单主要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两天的会期达成如此多的务实成果，在国际会议中实属罕见。这些成果中既有《 “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等指导性文件，也包括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援助等务实举措。

其中，在对接政策和发展战略、推进经济走廊建设、加强重大项目合作、加大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了多项新举措，包括宣布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为“一带一路”有关合作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

在经贸领域，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8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7500亿美元，出境游客将超过5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商机。在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系列举措方面，包括“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口2万亿美元的商品”、“从2018年起，我国还将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将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与沿线国家合作实施100个贸易投资促进项目”等。

在成果清单之外，高峰论坛也将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凝聚共识。

对“一带一路”倡导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深化了认识。

高峰论坛除了开幕式和领导人圆桌会外，还举行了1+6高级别会议，其中6个平行主题会议以“五通”和智库交流为主题，邀请了重量级官员、学者及企业代表，共同商议如何推进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通过深入探讨达成了诸多共识。截至2016年底，中国与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至高峰论坛结束时，这一数字已升至68个。

第二，明确了目标和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规划到落地实践，如今进入全面展开的新阶段。高峰论坛召开前夕，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表了《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对“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果和中国的主要行动进行了系统梳理。

在此次高峰论坛上，与会各方主张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各种发展战略的国际合作，建立更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重申，在公平竞争和尊重市场规律与国际准则基础上，大力促进经济增长、扩大贸易和投资；主张加强各国基础设施联通、规制衔接和人员往来。

第三，规划了合作路线图，确定了重点合作领域和行动路径。

各方同意，加强对话协商，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就宏观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磋商，完善现有多双边合作对话机制；加强创新合作，支持电子商务、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科技园区等领域的创新行动计划；推动在公路、铁路、港口、海上和内河运输、航空、能源管道、电力、海底电缆、光纤、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通过借鉴相关国际标准、必要时统一规则体制和技术标准等手段，实现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协同效应最大化；通过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推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等方式扩大贸易；增加双向投资，加强新兴产业、贸易、工业园区、跨境经济园区等领域合作等。

第四，设立了机制，高峰论坛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包容开放的新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方都期待设立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来推动其建设。此次论坛决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定期举办，并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论坛联络办公室等。第二届高峰论坛将于2019年举行。

第五，完善了理论体系，从“五通”延伸至“五路”。

“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各方对“一带一路”有了更深的认识，中方在高峰论坛倡导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与各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一带一路”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21期）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逆全球化”？

辜学武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自己花大力气经营了多年的东西，说丢就丢，一点都不犹豫。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的抛弃。就拿世贸组织（WTO）来说吧，这是多少届美国政府竭尽全力与世界各国一起打造的全球化旗舰啊？可特朗普说丢就丢，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在不同场合放出信号，美国不想玩了，老大要离舰下船了。
3月初，英国《金融时报》泄露了一份美国政府给国会的报告。报告内容显示，特朗普政府准备无视任何它认为有意冒犯美国主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裁决。它告诉国会，美国以后不一定会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美国对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被世贸组织判为违规的话，美国政府会无视这些裁决。这个决定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来讲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美国真要这么做的话，世贸组织赖以生存的主要机制必死无疑。因为老大都不守规矩了，谁还会守规矩呢？
特朗普政府应该很清楚，只要美国对世贸组织“法官”的地位和功能持否定态度的话，就没有人把这个世界自由贸易的主要机制当回事了。接踵而至的必将是大家随意地相互效仿，WTO的尊严和效力便会消失殆尽。没有了WTO这个世界多边自由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不会太远。没有了全球自由贸易，全球化也就是纸上谈兵了。
美国不仅不愿意主导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体系，而且也要抛弃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系。凡是带上“自由贸易”色彩的东西，它都看不惯了。特朗普总统上任不到几个星期，就宣布美国退出12成员国组成的TPP， 强迫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美国继续留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条件。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 NAFTA和WTO都是让美国资产阶级流血，美国工人阶级失业的自由贸易安排，只有终止这个自由贸易体系，才能让企业和工作岗位回流，才能让美国“重新伟大”。

“逆全球化”的治国方略
美国新政府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全球化的逆反。问题是，为什么偏偏在21世纪初会出现这个“逆全球化”趋势呢？为什么又偏偏是美国这个自由贸易的旗手会突然打退堂鼓鸣金收兵呢？
我们不妨首先从治国方略的角度来看看当下的美国为什么要放弃对自由贸易的追求。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在如何发展21世纪美国经济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和他的所有前任政府都有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如果说从里根到克林顿，从老布什到奥巴马，过去近40年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忠实信徒和追随者的话，那么特朗普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捍卫者。
特朗普上台已经超过100天了。在这100天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他雄心勃勃地正在颠覆美国自由贸易立国的国策，准备用贸易保护主义来治国，试图通过政府对本国的外贸和边界的精心保护来“重振美利坚”。这一治国方略年初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就已经昭然若揭。
特朗普的财政部长在巴登巴登拒绝将“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句话写进共同宣言时表现出来顽强和不妥协精神使与会者不知所措，让主持会议的德国政坛老将、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好没面子。本来大家都以为特朗普的反自由贸易口号只不过选战喧嚣而已，但美国代表团在巴登巴登的表现让人明白，华盛顿在颠覆现行自由贸易体系上是铁了心了。
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为何美国就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妥协，甚至宁可让巴登巴登会议二十国财长不欢而散，也不愿签署一个带有“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条款的共同宣言。越仔细研究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的思维方式和治国理念，越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在做一种自认为是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颠覆性工作，他们要颠覆的是美国建制派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立国”精神并用贸易保护主义取而代之。
显然，特朗普和他的助手们并不觉得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负面的、见不得人的东西，而是可能给美国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的治国良方。和奥巴马不一样，特朗普要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和边界控制来促使资本回流、产业回流和工作岗位回流美国。试想，一个以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治国的总统如何会有动力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又如何有冲动来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呢？

地缘政治“盲点”
要搞懂美国为何不愿主导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这个问题，除了治国理念这个角度，还要仔细梳理一下特朗普政府对自由贸易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作用的看法。我们都知道，至少从克林顿总统开始，美国政府就赋予了“全球自由贸易”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功能，即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向有利于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的方向发展。
典型体现这一战略思维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它的前身“世界关税同盟”（GATT）的严格把关。为了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申请“入关”的国家的经济体系几乎都要“脱胎换骨”。要想“入关”，它们必须承诺废除国内法律体系中所有与GATT/WTO条款格格不入的规章制度，从而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制定的全球自由贸易游戏规则看齐。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新的世贸组织成员国的诞生都意味着西方自由经济体系影响力的扩大，尽管这种扩大往往都是一种双赢。
多少年来，美国也确实把“入关”当作一个地缘政治博弈的游戏来玩，光是同中国的“入关”谈判就谈了十几年。当年要不是中国政府把“入关”当作“倒逼”国内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机制，从而作出“入关”利大于弊的战略判断的话，中国现在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但美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在全面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后，就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经济获得了奇迹般的发展。这个经济奇迹的直接地缘政治后果是一个越来越强大和自信的中国，一个地缘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为了扭转这个颓势，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开始怠慢WTO，另起炉灶。他接过TPP这个壳，玩起了试图重新将中国边缘化的游戏。TPP本质上就是利用制定更高的、更为精细的自由贸易规则影响或迫使中国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TPP是一个地缘政治意图非常强烈的自由贸易游戏。“美国不允许中国之流的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这是奥巴马总统在国会说服议员们支持TPP的一个主要论点。他的国务卿希拉里也说，“一想到要在中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生活，我就不寒而栗”。
与奥巴马和希拉里相比，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的地缘政治效应似乎没有知觉。他看上去是一个不愿意或不习惯把“自由贸易”当作地缘政治工具来使用的美国总统。从这种角度看，特朗普憨厚得可爱，因为一般认为，美国退出TPP，华盛顿相当于自废武功，痛失地缘政治上孤立和挤压中国的一个有力抓手。事实上TPP也被看作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撑，以呼应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图让亚太地区的国家不仅在安全问题上紧紧依靠美国，而且在经济发展上也向美国靠得更紧。
可特朗普不这样看。他说他不愿意带着地缘政治的有色眼镜来看TPP。对于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来讲，评判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好不好，取决于它是否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财富。特朗普把TPP称之为“一个糟糕得不可能再糟糕”的贸易协定，就是因为他觉得TPP对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来讲是一个“亏本的买卖”。在他对TPP的评价中丝毫看不出他的贸易观中有任何地缘政治的“兴奋点”。
正是这个贸易思想中“地缘政治的盲点”，使得他对TPP的评价是纯事务性的而非战略性的。“在商言商”，在商人总统特朗普看来，无论是WTO，还是NAFTA、TPP，都是对当前美国的经济来讲“有百害而无一用”的东西。零关税待遇或低关税待遇、开放的服务贸易、开放的边界、高度自由化的金融服务都无助于振兴美国制造业，推动产业、资本和工作回流美国。联想到这一点，难道美国放弃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的主导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中国不能掉以轻心
特朗普今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来，在他的麾下聚集了一群奉行“主权至上”的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这包括特朗普最亲近的顾问之一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贸易团队的掌门人、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的负责人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长期以来，这些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们一直视全球自由贸易为洪水猛兽，坚决反对将美国的主权置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之下，呼吁美国政府对WTO采取强硬的态度。彼得·纳瓦罗甚至公开呼吁多一点贸易保护主义，少一点自由贸易，不仅要让产业、资本和工作回流美国，而且还要回收美国主权，让美国交给世贸组织的裁判权回归美国。
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这样一群长期受美国主流精英压制的少数派掌权了。特朗普把他这帮志同道合的兄弟们带进了白宫，并授予了他们重新审视美国外贸政策的权力和资源。可以想象他们“翻身”后的兴奋和当下“今日不搏，更待何时”的心情。由这样一群信奉贸易保护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府，又如何有心情来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呢？
恰恰相反，抛弃自由贸易政策，才是针对特朗普政府可以预见的逻辑结果。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确实正在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绕开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使美国尽量不受世贸组织仲裁机构的约束。目前，有几场官司在等待着华盛顿。其中有一个世贸组织的裁定会对中国非常重要，这就是去年12月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承认之争。
北京已经在世贸组织对欧盟和美国提起诉讼，控告它们违反2001年中国入关时作出的15年后自动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承诺。如果美国输了这场官司而又拒绝接受和执行有利于中国的裁决的话，将会严重动摇世人对世贸组织作为全球贸易争端解决平台的信心。如此看来，北京还不能对白宫这批经济民族主义者“新贵”对世贸组织的杀伤力掉以轻心。

“相对利润”心结
放开以上这些因素不谈，还有一个最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为何不愿继续主导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的理论，这就是国际关系学里面的所谓“相对利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真正能驱使国家进行合作的是“相对利润”（relative gains）,而不是“绝对利润”(absolute gains)。
所谓“相对利润”是一个国家在从事国际合作时获得的利润与他国合作时所获得的利润之比。这个“相对利润”越大，合作的动机就越强；反之就越小。即使合作能产生“双赢”局面，但如果这种“利润”只是一种“绝对利润”，即合作所获得的利润与自己合作前状况之比，而且这个“利润”又小于合作伙伴的“相对利润”，那国家一般就不愿继续进行合作了。
“相对利润”理论认为，国家都是自私的，都是具有很强算计心理的政治实体。虽然通过合作“我”得到了不少赢利，但看到“人家”通过和“我”合作比“我”赢得更多，觉得“亏”了，心里难受从而失去合作冲动。因此，“相对利润”理论认为，往往有这种情形：一个国家因为怕“吃亏”，它宁可放弃合作从而失去“绝对赢利”，也不愿意继续合作，让他人赢得比我更多。
特朗普的美国目前就是这种“亏”了的心态。华盛顿的精英们当然知道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可是他们觉得中国比美国赢得更多。虽然中美都是全球化的赢家，但他们觉得美国赢利只是“绝对利润”，而中国赢得的是“相对利润”，这个不平衡的心理才是美国不愿意继续同中国玩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看看美国自中国“入关”以来获得的“绝对利润”吧：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于2017年1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执行世贸组织承诺2016年度报告》。该报告承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来，美国的确获利不少。比如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在2015年达到1160亿美元，自中国入世以来增长了505%；另外美国也因为中国入世，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海外服务贸易出口市场，2015年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高达480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802%。中美建交时，双方的贸易额不到25亿美元，而到2015年时增长了200多倍，双边贸易额高达5583.9亿美元。
然而，这些数字再大，利润再高，对美国来讲都只是“绝对利润”。同中国获得的“相对利润”相比，美国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大输家”。华盛顿认为，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并继续延续了对美顺差30年的“光荣历史”。按美方计算，2015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价值是进口的近4倍，顺差达到“惊人”的3657亿美元。按特朗普的话来讲是“触目惊心”。
正是基于这种“绝对利润”心态，特朗普政府把中国的“相对利润”看作是“中国不公平地欺负了美国”。他信誓旦旦地承诺要整顿美国的贸易政策，彻底纠正他所称之为的全球贸易体系“功能失调”。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功能失调，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崛起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衰落了。现在的情况是，特朗普认为中国从全球化中赢利太多，美国太少，要把全球化中中国获得的“相对利润”部分拿回去，使美国“重新伟大”起来。
美国看来是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到全球自由贸易的轨道了。作为“相对利润”的大赢家，中国和德国可能得共同扛起全球化的大旗了。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会是一个“在商言商”的对手，若能创造机会，在不影响自己“绝对利润”大前提下，提升美国商人总统的“相对利润”感受，中国和德国还是有机会让美国回头是岸的。
毕竟自由贸易的思想在美国还是根深蒂固，不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彻底消失。

（转自《南风窗》2017年第9期）